公共政策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对政策过程研究的重点是

理性主义 (Rationalism)，尤其是对决策制定 (decision-making) 环节的极致聚焦。

哎呀，聊到公共政策学 (Public Policy) 这门课的“史前时代”，也就是它刚刚呱呱坠地，开始蹒跚学步的那会儿，也就是咱们说的第一阶段，那会儿的学者们啊，简直是把政策制定，尤其是决策制定 (decision-making) 这个环节，当成了整个政策过程 (policy process) 皇冠上的明珠，恨不得给它镶钻包金。👑 你可能会问，为啥就逮着决策这个环节猛瞧呢？这事儿吧，得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学术思潮说起。

想象一下，那大概是二战结束不久，一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段时间。整个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经历了一场大战的洗礼，百废待兴，又恰逢科技突飞猛进，人们对科学、对理性、对“人定胜天”充满了蜜汁自信。这种自信，自然而然地也渗透到了社会科学领域。学者们普遍认为，既然物理学、化学能用公式和实验解决自然界的难题，那社会问题、政府治理问题，为啥就不能也用一套科学的、理性的方法来搞定呢？🤔

于是乎，理性主义的大旗就被高高举起。在政策研究领域，这意味着大伙儿普遍相信，存在一个“最优”的政策方案，只要决策者足够聪明，信息足够充分，工具足够先进，就能像解数学题一样，找到那个能最大化社会效益的“正确答案”。这种思潮，简直就是给决策制定环节打上了聚光灯，其他环节嘛，相比之下就显得有点“配角”了。

当时的“学术网红”们，比如大名鼎鼎的赫伯特·西蒙 (Herbert Simon)，虽然他老人家后来提出了“有限理性”这个概念，算是给纯粹的理性模型泼了点冷水，但他的早期研究，包括对组织决策的分析，依然是围绕着决策者如何在信息和认知能力的约束下进行选择。还有像哈罗德·拉斯韦尔 (Harold Lasswell)，他可是政策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强调“政策科学为民主服务”，希望通过科学的方法改进政府决策，提升治理效能。他们的研究，有意无意地都把焦点对准了那个“做出选择”的关键时刻。

所以，第一阶段政策过程研究的重点，说白了，就是如何做出“好”的决策。这里的“好”，通常指的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即投入最小，产出最大。学者们热衷于开发各种决策模型和分析工具，试图把复杂的政策问题简化成可以量化、可以计算的变量。什么成本效益分析 (cost-benefit analysis)啦，系统分析啦，运筹学啦，PPBS (规划-计划-预算系统) 啦，这些听起来就“硬核”得不行的工具，在那会儿可是当红炸子鸡。目的？当然是帮助决策者从一堆政策方案 (policy alternatives) 中，像精明的投资者挑选潜力股一样，挑出那个能实现价值最大化 (value maximization) 的“天选之子”！🚀

这种研究取向，咱们可以称之为规范性研究 (normative research) 居多。啥意思呢？就是它更多地关注政策“应该”如何制定，而不是政策“实际”上是如何制定的。它试图为决策者提供一套理想化的操作指南，告诉他们：“喂，照着这个步骤来，保准你做出的决策棒棒哒！”👍 它有点像个洁癖的实验室研究员，追求的是理论上的完美和逻辑上的自洽，对于现实世界中那些乱七八糟、充满博弈和妥协的“脏活累活”，比如政策议程怎么设定啊，政策执行会不会走样啊，政策评估到底有没有用啊，这些在当时都还不是主流关注点。

你想啊，如果把政策过程比作一场大戏，那么第一阶段的研究者们，基本上就是把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了“导演（决策者）如何挑选剧本（政策方案）”这一幕。至于剧本是谁写的（议程设定），演员们怎么演（政策执行），观众反响如何（政策评估），这些要么是幕后花絮，要么是续集内容，反正不是当时的焦点。

当然，这并不是说当时的学者们都是一群只会纸上谈兵的“书呆子”。他们是真心相信，通过理性的分析和科学的方法，能够帮助政府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提升民众福祉。这种对理性的崇尚，在特定历史时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它推动了政策分析工具的发展，也为后来的政策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只是，这种过分强调决策理性的视角，有点像用放大镜看蚂蚁，虽然把蚂蚁的腿毛都看得清清楚楚，却可能忽略了蚂蚁所处的整个生态系统。

好景不长，或者说，这种“实验室般纯净”的理想状态，很快就在现实的“毛坯房”面前碰了一鼻子灰。🤧 理性主义的局限性也像房间里的大象一样，越来越无法忽视。决策者真的是全知全能的“经济人”吗？信息真的那么容易获取和处理吗？价值标准真的能整齐划一吗？政治因素、权力斗争、利益博弈在决策中真的可以忽略不计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于是乎，对这种过度简化和理想化研究范式的反思和批判，就催生了政策过程研究的后续发展阶段。学者们开始意识到，政策过程远比一个孤立的决策制定环节要复杂得多，它是一个动态的、多元主体参与的、充满互动和不确定性的连续过程。议程设定、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等各个环节，都值得深入挖掘。像林德布洛姆的“渐进主义”、科恩等人的“垃圾桶模型”、萨巴蒂尔的“倡议联盟框架”等等，这些后来的理论，都是在对早期理性主义决策中心论进行反思和超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所以，总结一下，公共政策学发展的第一阶段，那帮开山鼻祖们，他们的目光炯炯，死磕的就是理性决策这个点。他们努力想把政策制定变成一门精确的科学，梦想着通过一套完美的公式和程序，就能找到解决一切社会顽疾的灵丹妙药。虽然这个梦想在后来看来有点“很傻很天真”😜，但正是这种对“最优”的执着追求，以及后来对这种追求局限性的深刻反思，才推动了公共政策学这门学科不断向前翻滚，发展出更加丰富多元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流派。可以说，没有当年对决策制定的极致钻研，或许也就没有今天我们看到的百花齐放的政策过程研究新局面。这大概就是学术发展的魅力所在吧，一步一个脚印，不断试错，不断超越，最终离真相越来越近。✨